莫言:假如我和王安忆都能获奖就好了

图源于顾绍骅博客嘉宾:莫言、王安忆。

【编者按】3月11日,应腾讯文化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之邀,著名作家王安忆与诺奖得主莫言在北师大展开了一场以小说的生活为主题的对话。

对话涉及八十年代文坛往事、作家写作生活、小说创作技巧、大学写作课程与作家培养等诸多话题。 以下为王安忆演讲实录:小说家与地毯女工莫言回忆,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其中有一个活动是去游乐园,坐过山车时与王安忆一排,我是个男的,还吓得满头虚汗尖叫连连,王安忆心里或许也紧张,但是一声不出,表现非常镇定,当时我就想,王安忆的定力真好啊!2001年,莫言、王安忆应译者之邀去瑞典旅行,但登机之前,机票出现问题。

莫言说当时自己在首都机场非常气愤,一定要与航空公司理论,但是王安忆非常冷静,她说,不要吵,关键是我们下面怎么办,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想办法。

我当场就觉悟了。

莫言说,我现在也老是教育我女儿,不要说这说那,关键是要如何解决问题。 而王安忆说,当时她之所以能有这场瑞典旅行,也是莫言促成的。

翻译家陈安娜夫妇打算邀请中国当代优秀男女作家各一名,最初只确定了莫言,而莫言向他们力荐了王安忆。

现场,两位小说家还以自家的文学感觉品评对方。

王安忆现场问莫言是否迷恋武侠小说,莫言承认确有一段时间废寝忘食,熬夜读完所有金庸小说。

王安忆解释,她觉得莫言小说中存在一种过招感,即你出一招,我出一招,最后还会有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高人,使她怀疑他是武侠迷。

而莫言则向学生打趣。 如果你们有机会跟王老师握手,会发现她的手非常硬,像男人的。 这让我想到地毯女工,因为长期工作手变得粗糙,但她们织出一幅长卷,花纹细腻,图案丰富,风格绵密,好的小说家就像好的地毯女工。

要是我们一起得诺奖在瑞典参观时,莫言与王安忆去了高行健获诺贝尔奖时住过的酒店,当时大家就说希望有朝一日莫言能得诺贝尔奖,但莫言这个人特别忠厚,他怕只提他我会难过,就问,有没有过两个人一起得诺贝尔奖的先例。 人家就说,有的有的。 王安忆回忆。 要是2012年我们一起得诺贝尔奖,该有多好啊。 莫言笑着接了一句。 除了莫言,迫切希望王安忆得诺奖的还有复旦教授陈思和。

莫言当时邀请陈思和夫妇一起去瑞典,回来之后他们跟王安忆提出:我们燕尾服也做了,旗袍也做了,放着太浪费了,你就得一次奖让我们再穿一次吧。 莫言并不认为得奖就证明自己水平有多高,只是证明了中国很多作家都具备获奖的资格。 他认为195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持续创作至今,大家已各有擅长,谁也不比他差,反而很多人写的东西他写不出。 如果王老师得奖,她受到的争议一定比我少。 那不一定。

王安忆辩解,我得奖也一样有人要骂的。

有人骂是肯定的,但对你的争议肯定没我那么多。

莫言又强调了一遍,微笑着。

对于莫言获奖,相比外界的喧哗骚动,作家圈反而平静。 王安忆说,圈内共识是莫言现在蛮苦的,前几天阎连科还说,莫言真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啊。

我觉得只有莫言能顶住这个奖,因为他身体好。 在政协会议上被那样围追堵截,自己都不能出现在公开的地方,一出现就会被抓到,那么多事情要应付要克服,这需要多少体力与心力啊。

王安忆感慨。

我现在希望中国赶紧再出现一个获奖作家,这样我就可以退休了。

莫言说。

不是为翻译家写作莫言表示,在西方,对诺奖的热情可能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一个大学里可能有十几个教授都得过,学校的奖励最多是一个车位。

而国内对此持续关注,他感到特别大的压力。

王安忆认为,理解诺奖在中国被赋予的意义,需要从中国的现代化愿望开始,我们向往西方、希望被西方了解的愿望,像强迫症一样,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 她认为在普遍对中国文学不甚有兴趣的西方文学世界,莫言能够得奖,很为我们争气。 王安忆表示,自己也有几本书翻译到国外,反应比较冷淡,她认为这是因为强势社会对你的关心确实没那么多,而另一方面,汉语与其他语种的转译也存在很多困难。

但相对走不出去的问题,她并不发愁,因为写作对她来说,是有兴趣、有热爱,我那么苦心经营的汉语书写,希望得到知己来了解,虽然我也很欢迎外国知己,但这很难。 有许多中国作家,为了被海外接受,放弃了母语书写。 现场有读者问到哈金的例子,王安忆表示,哈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得到了《纽约书评》的推荐。

我一直在揣摩,那些放弃汉语书写的作家,他们与另一种语言是不是真的那么亲近;用其他人的语言写小说,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王安忆说。 越是有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越难翻译,但我们自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中国作家不能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被翻译出去而降低写作难度,我是为读者写作,而不是为翻译家写作。

莫言说。

50后作家的文学教养王安忆与莫言同属于50后,相比前辈作家的写作生涯会不断被政治事件干扰、影响乃至中断,他们这代有机会可以持续创作,虽然在受到的教育或者文学养料的获得上可能不如下几代,但是王安忆认为,这一代作家的才华是超群的。

莫言回忆,自己小时候获得的文学滋养来自比他大五岁的二哥,每次二哥看书的时候,他就站在后面偷看,我现在也不喜欢看书时有个人站在我背后,但当时二哥每次把我赶走,我过一会儿又回来了,而且常常喧宾夺主,他没翻页我就先翻了。 我的童年阅读就是在这样的被饱以老拳里获得的。

而出身作家家庭的王安忆,所能获得的资源较莫言为多。 她11岁读《红楼梦》,母亲茹志鹃非常警惕,用胶带粘住一切她认为儿童不宜的部分,而这反而给王安忆提示每贴必揭。 文革时期,学校停课,她反而有一些很杂乱的阅读,一些没有封面乃至缺页残本的书在人们之间流传,很多书一半靠读,一半靠想象。

很多年以后,她终于找到了当时影响她至深的书《约翰·克里斯多夫》,当时她只读了第一册,没有封面,不知名目,成为一个悬了很多年的案子。 王安忆表示,在这一代作家的经历当中,最重要的文学养料是翻译小说,好在当年我们有一批有大学问的翻译家,文字漂亮,改造了我们的白话,我们的文学教养更趋近于那个传统。 至于现在的网络小说,王安忆表示理解,但她认为自己只能做手工活,无法达到网络写手的工作量。

小说是世俗的工作,早期的西方小说,也是报刊连载的形式,迫使你写下去,写到一定的量。

网络连载这样持续下去,一定也会有高手出现,但如果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每天必须写一万字或两万字的量,这样的质量不知道如何保证。 本文链接地址:。